我的肥鸟集

  我的父亲

   我的父亲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，叫张献堂，取何寓意，我想不明白，但我想，这肯定不是我的爷爷奶奶给他起的，因为，我知道，那时，他们家很穷，连吃的都没有，家里肯定不会有文化人，所以，不会在一个名字上去做这样的考究。感谢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把他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不清的异己分子专政起来，动用了很多人，千里迢迢跑到了我们的老家—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张黄庄孙留村，调查了一个底朝天。原来，老家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地方。父亲家更是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据说，是依靠“刮地皮盐”为生，就是盐田收盐之后，把盐田散落的或没有收干净的盐，刮拢到一起，或多或少，把它卖掉，这就是赖以生存的手段。调查人员的最大收获是，父亲有一个不雅的名字，叫“狗剩”，现在想来，这个名字倒很有民族性、时代性，也很符合如此家境的身份。我很相信，这就是父亲的名字。从此，我们家正了名，家庭成分不再是地主兼资本家，而是城市贫民，这在当时被扭曲的的年代来说，可是一个大喜事。要知道就是那一个莫须有的成分，压得我们兄弟姊妹喘不过气来。

   父亲离开尘世也已经三十多载，那时他大概八十多岁，本来身体很结实，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，使他半身不遂。开始，他还很乐观，想办法治疗。可那时，我们的家境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哪里有钱治疗；我们这些儿女又都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，虽有孝心，却也无能为力。记得他在旅顺的二哥家里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就回到了大连。当时的住房条件很差，他住在一个偏厦子里，到后来每时每刻都必须有人照顾。父亲走的很壮烈：他知道自己的病很难治好了，又不想拖累子女，于是他选择自缢。我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的，记得那天中午，回家吃午饭时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去世了。我赶紧到那个偏厦子，父亲已被安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木板床上,没有痛苦的表情，挺安详。

父亲的一生，没有固定的职业，我所亲历的最早的记忆是他在一个大车店里干活，大概是五十年代初，我七八岁的时候。大车店，就是旅店，是乡下人或外地人赶着马车、牛车进城，人、马、车均住一店的一种经营模式。叫“东和大车店”，坐落在不老街61号（现在是一栋居民楼，我的大哥住在这里）。虽说是店，但设施很简单：一个大院子，东边是门脸，两扇大门，“东和大车店”的招牌就挂在这里；南北两排木板房，房内除了从东头到西头一盘大炕外，剩下的就是几把长条凳，几张长条桌，车老板们就住在这里；西头是一排牲口棚，驾车的牛马就在这里休息了；父亲自己有一个帐房，在院子北边靠东，记不得帐房里都有什么，印象最深的是屋里有两件东西，一盘电话，那时是稀罕物，所以至今我还记得电话号码是32918，有时我在帐房里，就特别盼望电话铃响，可铃声真响了，又不敢去接，接了又不知说什么，挺有意思。另一样是自来水，在屋里安上自来水，这对于我来说，在当时，也是很新鲜。我不清楚这个店的来历，待问问别人再说。父亲不识字，雇了一个帐房先生，好像姓董，听说，这个人不地道，在帐目上做了不少手脚，本来就不多的钱，不少就下了他的腰包。慢慢地，父亲也看出了一点门道，于是两人就散伙了。父亲在店里干的是力气活。帮助车老板搬东西，喂牲口，不分白天黑夜，只要来客了，就开始忙活。经常是把牲口卸下后，他一个人驾着辕，把车一辆辆地排好，有时车上还装着货，很吃力。晚上要烧炕，要一遍遍地起夜，给牲口喂料，喊起要上路的客人，接待夜里来的客人，送往迎来，很辛苦。1956年前后，大车店就倒闭了。一家工厂—当时叫大连锻压厂看好了这个院子，就租下了（也许是买下了）。父亲就成了工厂的一个工人，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，仍然干着力气活。有时，把上百斤重的铁块，一块一块地码成垛，一干就是几吨重；有时抡起几十斤重的大铁锤，把大铁块一锤一锤地砸成小块，一干就是一天；有时把碎铁沫子，拢到一起，装到小推车上，收废铁的来了，就一掀掀地装满车；总之，不闲着。一天下来，可真够累的。后来，该厂搬到了王家沟，我们家就从博爱市场搬到这里，一直到七六年前后，这里被征用，盖起了一栋楼，我们家分了三个单元，我大哥现在还住在这里。父亲也随着到了新厂，被安排在传达室，干一天一夜，休一天一夜，活似乎轻了一些。在传达室，他似乎有了一个海阔天空神侃的天地，泡聊斋，讲三国，扯闲篇，吹能使。也许是他经历的多，说书棚去的多，讲起来倒也有声有色，好不热闹。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老老少少吃饭时凑到一起，在传达室东拉西扯，父亲就成了“核心人物”。他讲他听来的，经历过的，其中也不乏信口开河的演绎之作。他说，他曾做过大买卖，开过一个大酒楼；到过许多大城市，出入过大场合，见过一些大人物。他还吹嘘说，他曾做过张大帅的保镖，我弄不清是张作霖还是张学良，还说，有一次他是怎样奋不顾身地勇敢地救出了张大帅。正应了一句古语：祸从口出。他讲的这些，居然就成了他的罪状。六十年代初城市“四清”，就根据这些“莫须有”的闲话，划成分时，给我们家定了一个“地主兼资本家”，真是哭笑不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我们兄妹的升学就业也受到牵连，我深受其害。接下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又因为这些罪名，造反派们就把父亲请到了“牛棚”。70多岁的人了，在“文斗”、“武斗”了几个回合后，他说了实话—那些，不过是些吹嘘话罢了。父亲是什么时候退休的，我没有印象，没记得他在家呆过，好像是中风后。

我和父亲接触不多，特别是参加工作之后，只是在他休班时，能在一起呆一会，也没有几句话。他往往是吃完饭就睡觉了，醒来时，我也上班走了。记得最多的还是小时候的事，特别愿意过年。我们家很穷，平时没有好东西吃，每顿饭，清汤寡水，充饥而已，可过年过节就不一样了，再没有钱，也得过得很像样子，很郑重其事，很轰轰烈烈，最起码，我是满足的，所以我对这些过年过节的情形仍记忆犹新。过年时，母亲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给我们做新衣服，尽管是拆拆改改，涮涮洗洗，却使我们这一群孩子焕然一新。父亲这时候就大显身手，情绪特别高，不知从哪里弄到的钱，也许是借的，买这买那，鸡鸭鱼肉是不会少的。大约在腊月二十八，父亲就开始忙活，他特别会烧菜—大概他做过厨师，或许是跑堂的。他做的每一盘菜，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，那称得起色香味俱全。大概是耳濡目染，我们兄妹都会做菜，老二做过饭馆掌勺 ，我还给人家做过婚宴席。父亲做的菜丸子，别具特色：把萝卜擦成丝，把粉条煮软、切碎，与众不同的是，他不是用面，而是用大米饭搅拌，并且放里少许肉末，再加上一些作料。锅里的油七八分热时，就可以下锅了，让丸子在锅里慢慢地熟，这样就会里外都炸透了。望着父亲，他手脚很麻利，一个个丸子，想变戏法一样，“变”到锅里，由白变成浅黄，又变成深黄，又变成浅褐色，熟了，外脆里嫩，那些炸焦的大米粒，就像现在的锅巴一样，真是“挡不住的诱惑”。第一锅出锅时，父亲总会大喊一声，拿去吃吧！此时，我们便会一拥而上，顾不得烫手烫嘴便狼吞虎咽起来，这时父亲会开心地看着我们，也许是在满足自己的作品，也许是在欣赏我们的狼狈相。我特别愿意吃他做的红烧扣肉，那才叫肥而不腻，满口飘香。用料是纯正的五花肉，带皮，切成手指厚的片，码放在大海碗里，皮朝下，在碗里放上各种作料—那时小，也不知放的什么料，我想，肯定有秘方—加上高汤，然后放到锅里，先用大火烧开，然后慢慢地蒸，一蒸就是大半天。蒸好后倒扣在一个大盘子里，皮朝上，然后再浇上汁。这时，你看，盘里的扣肉，肉皮黄褐色，鲜亮鲜亮的，嫩肉红白相间,令人垂涎欲滴，不过这道菜等到年三十才能享用，现在只有咂口水的份。好容易盼到了年三十，父亲从下午就开始上灶了。黑夜降临了，这是辞旧迎新的时刻。给供奉了一年的灶王爷烧一炉香，待香烧完后，便把他请下供台，父亲和母亲一边念道着什么，一边点一把火送灶王爷上西天。那时我听不懂他们说得时什么，大概是祈求降福给我们吧。我所记得的，就是：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然后我们道院子里，放几串鞭炮、二踢脚等，就这样，又迎来了新一年的灶王爷。请上供桌，贴上对联，上联还是：上天言好事，下联还是：下界保平安。大概是年年如此。洗好手，燃上香，摆上供品，这样的事，我们总是抢着干。包饺子总是少不了的，父亲拌好馅，便由母亲领着我们来干。要包很多，从年三十吃到初一，一天都吃饺子。我们的年夜饭总是在九十点钟吃，我们早已经等不得了，非常自觉地围坐在桌旁，一大圈，六七个。先是吃菜。我们两眼瞅着父亲，只要他一动筷子，这就是命令，我们便大快朵颐起来。因为我们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，所以吃起来总是没完没了，大概父亲知道我们肚子里缺少油水，菜总是很丰盛，大盘小盘，大碗小碗，满足我们的需要，让我们一次吃个够。11点多，母亲开始去煮饺子。我们几个小子随着父亲到院子里烧纸，说是给先人们送钱，我们站在四周，一脸虔诚的样子，尽管我们不知道先人是谁，是什么样子，但这种缅怀方式，我还是承继下来了，每年的这一时刻，我都在重复着做着父亲做过的事，但我知道自己纪念的是谁。第一锅煮熟后，捞上来，先给灶王爷供上，然后往地上浇一点饺子汤，盛出一碗，先让先人来吃，然后才端上桌。这时我们会一拥而上，不是为了吃饺子，因为这时我们已经吃得饱饱的，而是看谁能吃出包在饺子中的硬币，预示着一年的吉祥。父亲这时又会去忙最后一样菜—拔丝地瓜；我们也拿好了筷子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只要拔丝地瓜一上桌，不用等命令，立刻冲上去，开吃。夹起一块，扯出长长的丝，往水里一蘸，放到嘴里，又甜又脆又凉又热。此时我们总会大呼小叫，虚张声势。父亲开始给我们分压岁钱了，每人三角五角，虽然不多，但我们都很珍视，又会虚张声势一番。此时，是过年的高潮，也是父母一年来最开心的时刻。初一吃一天饺子，一直到十五，总有好东西吃。元宵节到了，父亲又开始忙着做元宵。先做馅：作料有糖、青红丝、芝麻、香油等，和上面，开始揉，揉好后，压成饼，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；准备一个大笸箩，放上粘米面。开始做了，我们围在一旁，好像在看父亲变戏法：先把小方块放在笊篱上，放到水里蘸一下，再放到面里，来回左右地晃，面裹到馅上了，圆了；再拾到笊篱上，蘸上水，再放到笸箩里，来回滚，一直到大小合适为止。元宵是在早晨吃，连汤一起吃，原（圆）汤化原（圆）食，是团团圆圆的意思。过完元宵节，年就算过完了，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，很快，我们又开始过“艰苦卓绝”的日子。逐渐长大了，逐渐也明白了，“奢侈”的过年，只不过是父母为满足孩子们的期盼，一种负债“经营”而已。这种债务的偿还，是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辛苦，甚至是节衣缩食，勒紧肚皮。

应该说父亲是一个很勤劳很能吃苦的人。记得在我念小学的时候，父亲买了一块地，在现在的丰源山庄一带，能有一二亩，不大。他在地边搭了一个窝棚，每天吃住都在这里。夏天，又热又潮，蚊蝇叮咬，痛痒难耐，可他都挺过来了。地里种了一些蔬菜，父亲侍弄得很细心，天旱时，要到一二百米远的井里挑水，一挑就是几十几百桶；顶着烈日拢地，拔草，上肥，有时我跟着干一点，就深有体会，真是“除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。菜收上来，首先不是吃，而是拿到市场上卖掉，换钱以做他用，然后才是自己吃。还记得在困难年代，父亲在马栏子一带开了一点荒地，很远，要走几十里路，可能就是现在的西山水库；路也很不好走，要爬山，也没有现成的路，后来，我明白了，有路哪里还会有荒地。我跟他去过几次，他走在前，我跟在后，一路上没有几句话。当时我也算一个小伙子了，一路上，咧咧趄趄，压根就跟不上他，好容易走到了一屁股就坐下来，再也不想起来，哪里还能干活。父亲也不说什么，也不休息，就开始干活了。晚上，往回走时，还要背上一些白菜土豆什么的，他不让我背，自己一个人背。我说过几次，两人分开背，他没说什么，仍然自己一个人背。我还是跟在他后面，望着他的背影，很大的一个麻袋，压在他的肩上，他也很吃力，走路也不是很顺当，一晃一晃的，只是一个劲咬着牙，往前走，不倒下而已。我偷偷地落泪了，我恨自己，恨自己无能，恨自己不能帮助父亲分担一点什么，这种恨，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原谅自己。也是在困难时期，有一天，父亲带我到三十里堡去，说是到一个姓孟的老乡家，在农村弄点吃的。可是孟老乡家也很困难，根本拿不出吃的，两个人互相安慰了几句，我们就告辞了。路上有一片收完的地瓜地，父亲向人家借了一把镢头，说看看能不能揽点地瓜，叫我去捡点菜叶。我拾了半袋菜叶回来时，父亲也揽了几个地瓜，装在一起，我们就到车站了。等车的时候，父亲洗了一个地瓜，给我，说饿了吧，吃罢。他自己没有吃。

父亲不识字，他只知道干活，挣钱，养家糊口，没有钱供我们读书。记得因为大哥、大姐要念书，要念大学，父亲不同意，一是拿不出学费，二是想让他们早点干活，帮一下自己。为此还和母亲闹了意见。现在想想，父亲的想法还是可以理解的。

有一件至今我也想不明白的事。那是我做老师后的68年的秋天，知青上山下乡，我被安排送学生到农村去。那一天，大连火车站锣鼓喧天，红旗飘飘，人山人海，广播喇叭里不停地在唱，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……”的旋律压倒了亲人们“生离死别”的一片哭声。好容易安排学生上了车，刚坐下，往车下一望，我一下子怔住了！父亲竟站在车下，就站在这个窗口下，“爹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父亲没有说话，只是望着我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只是想，父亲怎么会知道我要下乡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，人头攒动中他怎么会知道这个车厢，这些我都没有告诉他呀。望着他那花白的头发，望着他那满脸的皱纹，望着他那破旧的衣服，望着他那变矮了的身躯，我这才意识到：父亲老了！火车就要开了，我说：“爹，你回去罢！”父亲望着我，还是没有说话。车缓缓地开出车站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远，父亲还站在站台，望着远去的车，望着远去的我。此时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不顾眼前的学生，不顾带队的农民，我哭了，哭得很伤感。在农村呆了半年多，春节时，我回城了，也没有和父亲谈起，父亲也只说了一句：“晒黑了。”实际上，我一直就这样黑。